日本明治维新开始 - 1868年1月3日
1868年1月3日，日本的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政复古”诏书，这是日本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的开始。
19世纪中叶，一向奉行“锁国政策”的日本，遭到美、英、法、俄等国的侵略，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日本人民仇视外国侵略者，更痛恨和侵略者相勾结的幕府。农民和市民纷纷起义，开展“倒幕”运动；中下层武士、商人、资本家和新兴地主中的改革势力也投入了“倒幕”斗争。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又称“五政复古”诏书，由明治天皇召开由倒幕派皇族公卿，大名和武士出席的御前会议，宣布“五政复古”，恢复天皇亲政、废除幕府，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并责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交出领地和财产，将一切权力重新归于天皇。1月6日夜间，德川庆喜逃往大阪、集中兵力反扑，内战爆发。当倒幕派得知德川庆喜决定从大坂（今大阪）出兵进攻时，旋即派出以萨摩藩、长州藩成员为主力的军队，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两地展开激烈战斗。经过三天的交战，以寡击众的新政府，在新式军队与精良武器的助威下取得重大胜利，并决定乘胜追击，派遣东征军攻打德川幕府的中心据点—江户。
1月底，倒幕军在京都附近击败幕府军队，德川逃往江户。2月，天皇组织了讨幕军，由于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积极配合，倒幕军终于打败了比自己数量大3倍的幕府军，德川庆喜被迫投降，倒幕派取得了胜利，建立起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新政府。新政府军、旧幕府军双方决战江户之前，幕府代表胜海舟与新政府代表西乡隆盛达成协议：以国家为重，一致对外。1868年5月3日，江户不流血和平开城，幕府至此正式瓦解。在日本东北地区，以会津藩为首组成的奥羽越列藩同盟，仍然继续反对新政府。由于新政府军掌握军力优势，叛乱于同年11月即被平定。旧幕府海军将领榎本武扬率八艘军舰和幕府残兵至北海道，并在1869年1月建立“虾夷共和国”。同年6月，在新政府军的进攻下，榎本武扬投降。因战争开始的1868年干支为戊辰年，而被称为“戊辰战争”的内战至此结束。
随后，睦仁天皇举行即位大典，取《易经》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为年号“明治”。明治天皇将首都京都迁至江户，改称江户为东京，建立明治政府，是为建设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维新是来自诗经（诗，大稚，文王）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因为江户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的中心方便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广义来说明治维新是要将封建的日本由三大目标─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发来达至现代化的民族。明治天皇废藩置县，将全国划为3府72县，消灭了国内的封建割据势力，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为发展资本主义扫除了障碍，自此以后，由明治天皇主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日本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在日本历史上称作“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领导人物有身为宫廷贵族的岩仓具视和三条实美；掌握实权的长州藩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及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及西乡隆盛；还有土佐藩的板垣退助及肥前藩的大隈重信。他们多是西南长州，萨摩的武士，他们大部分出身下级武士及年轻。有的受洋学教育及军事训练，有的参加过排外运动有与外人打仗经验。明治政府的领导人不是传统封建社会的得益者，以灵活的政治手法来推行全面的改革。但是他们以天皇为核心，并以的名义颁行法令是之为“寡头统治集团”。
经过明治维新而渐趋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而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军事力量也快速强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别于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强盛的两个大国—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受到西方列强的注意，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福泽谕吉所提出的“脱亚入欧”论也在此时成为正论。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成为亚洲第一部成文宪法；1890年，日本国会（帝国议会）正式开始运作。
至于社会、文化方面的改变，随着留洋知识份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户稻造等）吸收并引介西方文化与典章制度进入日本，以及众多现代化事物的引进，“文明开化”的风潮逐渐形成，对于原本传统而保守的日本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不只物质需求与生活习惯上出现西化的转变，在教育系统与社会组织的广泛推行下，思想与观念上也逐渐有了现代化的倾向（例如守时、卫生等概念与西式礼仪）；文艺上的影响也不小（特别是现代文学与欧式风格建筑）。
另一方面，虽然明治政府锐意改革，但整体而言较为偏重促使国家强盛的结果，也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天皇权力过大、出身藩地的有权有势者长期掌控国政，形成势力庞大的“藩阀政治”体系、土地兼并依然严重、新兴财阀垄断市场经济等现象。这些负面问题与日后发生并累积的一些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相互影响，最终直接或间接促使日本走上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道路。
中、日两国面对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中-英-鸦片战争)(日-美-黑船事件)殖民侵略的进逼，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改革，然而最终达成改革目标而独立富强的，却是日本。有观点认为是西方中国这样既有广阔市场又有丰富原料的国家，对日本的殖民侵略相对而言没有那么严重，也让日本能够把握住难得的机会而走上强盛之路。但若深入检视改革历程即可发现：清廷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则是全盘西化，并且相当程度地注重典章制度与思想、观念方面的改革。
就社经层面而言，19世纪时的日本已有一些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础，当时的中国则仍旧欠缺。例如：日本幕府时代已有专责封地管理的“藏元”，称为“两替屋”的银行业，以及其他各种现代商业元素。明治维新只不过是把各种商业元素予以结合，成为强大的力量影响全国。中国在现代商业元素方面则几乎付之阙如，社会上的商业行为仍以农业为其根本，欠缺银行业、保险业、会计业、法律业等现代商业体系的必要机制。要在中国推行类似明治维新的改革，容易被传统社会排斥。
此外，大和民族面对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能够力促团结（民族主义），结合成一股影响力远胜于传统守旧派的强大势力，也确立排除改革障碍的决心；加上明治维新过程中，向西方进行各方面学习（相对于洋务运动）的彻底性，并改变政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最终使日本得以快速崛起。中国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所进行的戊戌变法，虽然对于制度层面的改革也开始稍有动作，但改革共识的凝聚力显然不足，最终仍逃不过以既得利益者为首的传统守旧派的扼杀而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