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 - 1927年6月2日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杀。他衣袋中有一封给家人的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遗书是前一天写下的。前一天清华研究所已放暑假，师生于工字厅开惜别会，王国维亦参加，与人作别如平时，因此他是从容赴死的。其老友陈寅恪先生对其自沉有殊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字静安，又字伯隅，晚号观堂（甲骨四堂之一），浙江嘉兴海宁人，国学大师。他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被称之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王国维为一代治学巨匠，其所遗《人间词话》被奉为文学批评之圭臬。
1901年在罗振玉主持的农务学堂译授，后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读书。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师范学校教习，讲授哲学、文学。1907年起在北京任学部图书局编译，从事中国戏曲史与词曲研究，著有《曲录》、《戏曲考源》、《宋大曲考》(1912年旅日时整理成《宋元戏曲考》)和《人1901年在罗振玉主持的农务学堂译授，后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读书。
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师范学校教习，讲授哲学、文学。1907年起在北京任学部图书局编译，从事中国戏曲史与词曲研究，著有《曲录》、《戏曲考源》、《宋大曲考》(1912年旅日时整理成《宋元戏曲考》)和《人间词话》，开研究戏曲史之风。辛亥革命后以清遗老自居，旅日4年，考释甲骨文与流沙坠简，著有《简牍检署考》、《流沙坠简考释序》、《殷虚书契考释序》等。
自1916年至1923年在上海，著述甚丰，主要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后改写为《古史新证》)、《殷周制度论》、《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等，重视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对史学界有较深影响。1925年任清华研究院教授。生平著作共62种，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有42种，某些考古文章汇编为《观堂集林》。
王国维为何自溺，至今仍争论不论，一般学者论点有所谓的：“殉清说”、“逼债说”、“性格悲剧说”、“文化衰落说”。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像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
根据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一书第四章“天津的"行在" (1924 - 1930)”中说法，王国维早年受罗振玉接济并结成儿女亲家，然而罗振玉常以此不断向王氏苛索，甚至以将王氏女儿退婚作要胁，令王国维走投无路而自杀。